最近，在日本冲绳的一家医院停车场发生了一起匪夷所思的事件。一辆被锁住的轿车内，发现已故的驻日美军陆战队士兵。该士兵的头部有明显的血迹，手中似乎还握着一把枪。日本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但却只能站在警戒线外静候，美军随后抵达并全面接管了现场，进行封锁和调查，日方几乎无权参与，除了记录情况。这名士兵的死因至今悬而未决，是自杀还是他杀仍不得而知，而发生这一事件的时间点却引人注目。就在几天前，日本15个美军基地所在的地方政府联合呼吁修改《日美地位协定》。更早前，两天前，一名美军士兵在神奈川县撞伤了四名路人，法院判决他需赔偿1650万日元，但在判决前已被调回美国，最后受害者获得的赔偿金是日本政府和美军共同承担。这两起事件结合在一起，连一向直言不讳的高市也对此保持沉默。

对于这类新闻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指责美军的霸道和对日本的无奈。然而，单靠情绪的发泄难以透彻分析问题的本质。这些事情的反复出现以及结果的稳定性，并非由于某些个别士兵的不端行为或特定日本政府的软弱，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制度正在正常运作。其核心问题在于安全成本在日本国内的极度不平衡，承受最大代价的群体却无权参与决策。以逗子事件为例，时间线梳理清楚后就不难发现问题出在哪里。2022年7月，33岁的美军士兵克里格·丹尼尔在街头袭击导致四名路人受伤，受害人骨折。尽管民事诉讼判决为1650万日元，刑事方面也判其两年四个月监禁、缓刑四年，但在判决时，这名士兵已经调回美国，导致受害者无法施行赔偿。直到今年8月20日，赔偿方案才谈妥，美军提供部分赔偿，剩余部分由日本政府以“见舞金”名义补上。这令许多人感到不满：为何事故责任人不对受害者负责，反而由日本纳税人出钱？

这种情况并非首次发生。2014年至2019年，驻日美军涉及的交通事故超过2000起，日本政府共计支出了3.2亿日元的赔偿，而2017年的一起美军抢劫杀人案件则使得日本政府需替肇事者支付3700万日元的赔偿。这些情况显示，政府为美军肇事者兜底的现象并非偶然，而是持续了数十年的惯例。由此导致的最大危害并不仅仅是赔偿金的数额，更在于法律预期的改变。当美军士兵在日本意识到，犯错后将有其他政府来处理后果时，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力自然减弱。这并非源于个人的品行问题，而是制度设计的缺陷。

尽管《日美地位协定》确实规定日本对美军非公务犯罪拥有第一审判权，但审判权与执行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。在关键的环节上，如嫌犯移交和证据获取，美方始终保持特殊安排，使得这些法律条文在实践中失去效力。逗子事件就是一个直观的案例，责任认定虽然给出了判决，但嫌犯却早已不在日本，赔偿仍需他人替付。这也解释了高市为何一直选择沉默：他面临着微妙的政治局面，表达不满可能影响日美同盟关系，而替美军辩护又不被国内舆论接受，说明现有制度安排则等于承认日本在主权上的缺口。显然，不管采取何种态度，都会面临困境，最终选择了保持沉默。

而为何问题频发的地方恰好是冲绳，数据能给出答案，约70%的驻日美军设施集中在冲绳，占地面积近14%。2024年，冲绳相关的刑事案件统计达到73起，为近20年来之最。而在今年的4月至8月，性侵、酒驾等案件频频曝光。尽管全日本都能享受到日美同盟带来的安全，噪音、事故和治安等负担却完全压在了冲绳居民的肩上。这种不公的分配从根本上引发了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，其根源可追溯至十多年前。琉球王国于1879年被废除，成为日本的一部分，经过长期的同化与二战冲绳战役的巨大伤亡后，直到1972年日本才重新接管，而美军基地却依然留存，从此维持着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》的适用。可以说，冲绳的现代历史一再被他人主导，其本地民众几乎没有发言权。

许多人将冲绳的反基地情绪视作对美军或军队的敌意，这种理解显然片面。冲绳人民所追问的核心问题从未是要不要美军，而是为何所有代价都由他们一方承担。安全应是全日本的集体财富，为什么只有冲绳要承受该付出的代价？面对的是飞过窗外的飞机噪音、被占用的生活空间以及事故后找不到责任人的无助感。通过这些追问并不是在质疑日美同盟，而是在探讨日本国内安全成本的不公分配。然而，现行制度根本无法提供适当的回应，尽管防卫省承认负担不平衡，也提出了一些减轻措施，但问题依旧难解。